华南虎的历史分布区
历史上，华南虎曾广泛分布于东起浙闽边境，西至青川边境，北抵秦岭黄河一线，南达粤桂南陲（谭邦杰，1987；王维等，1986；向培伦，1983；刘振河等，1983）。在此广袤的华南虎分布区域内，按地形地势、植被及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的基本特征，可大体划分为华北平原中南部、太行山山系中南部、泰山山脉、秦岭山系、大巴山山系、桐柏山山系、大别山山系、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东北部的大娄山山系、武陵山山系、雪峰山山系、幕阜山山系、罗宵山山系、鄱阳湖平原、两湖平原、武夷山山系、南岭山系等地理单元
从表中可见，华南虎历史分布区在生物地理上涉及东洋界和古北界，涵盖了较大的生态地理因子变化幅度，即气候上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区域，海拔上自几米升至近3,000米，降水上从500mm到2,100mm，植被上从落叶阔叶至常绿林的纬向变化，从平原林过渡到山地林的垂直变化及其前山至峰顶的随高程剧烈变化的山地植被垂直分布带。因此，华南虎原有分布区生境类型多样性很高，在所有虎亚种中生境类型最为丰富。可以推断，生存于多样生境中的华南虎可能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这可能是该亚种的生存适应和进一步分化为虎的众多亚种的遗传基础。
人类文明对森林和虎的影响很弱。夏商周时期，由于有了青铜工具，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的实行，奴隶依附于井田，由此开始了规模化集体劳动，大片森林被开垦成农田。夏代发明了炼制青铜，商代以青铜铸造农具，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吴中伦，1997）。随后的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冶铁和生铁工具的出现，即先进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牛耕推广，大批荒地开垦成农田，生产力提高使人口增加，加速了荒地开垦，铁工具的使用加剧了森林的破坏，其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从此以后，森林由自然状态遂进入受人类干扰时期。随着人口的增殖、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聚居地和城市在平原区的修建，致使平原区森林日益减少（文焕然等，1995；陈嵘，1983）。相信这一历史时期，华南虎在平原区的分布已呈现出大区域的隔离，但华南虎还未退出平原区。
秦汉时期（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历经约800余年，我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当时先进的社会制度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长足进步，社会总体生产力有了空前发展，人口总数增长较快，据《汉书o地理志八下》记载，至西汉末年，全国人口已增长到近 6,000万，开垦农田5,500多万hm2（马忠良，1997；陶炎，1994），如西汉时湖南人口仅50.8万余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47人，到东汉时，增加到207.1万余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0.06人（四川省博物馆，1979）。这一时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四川盆地等平原区森林被大量垦殖，加之北方居民大批南迁，加剧了南方平原区森林的破坏。汉代冶铁和制造铁器有很大发展，同时冶炼和制作铁器消耗了大量森林资源，近山区森林已大为减少。由此推测平原区已不存在大面积森林分布，华南虎即使未退出平原区，也应该呈孤岛状分布。
唐宋时期（包括五代、宋、辽、西夏、金）上下约700 余年，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更加繁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农业经营更加精细化，军民屯田与日俱增，农民已开始在山区开荒垦殖（董智勇，1993）。可推断平原残存森林已被消耗殆尽，华南虎最终在这一时期退出平原区，平原区低山丘陵地带保存华南虎的可能性很小，其情形如图片2所示。由此可知，华南虎由于在唐宋时期就已退出平原区，年代久远以致在我国文化中都有所反映，如"调虎离山"、"纵虎归山 "、"坐山观虎斗"等成语表明，人们都认为虎是山地物种。
元明清时期至解放前，尽管社会生产力没有较大发展，但人口数量仍有相当增长，进入山地垦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山地林资源较之历史上各时期的破坏尤甚。有理由推测，华南虎可能已从前山带和低山带消失。历史典故记载，1875年在宁波、广州附近，1880年在南京附近都曾经猎捕到过虎，有一些南方城市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曾在郊区打到过华南虎，如厦门（1870，1895，1897， 1925）、宁波（1875）、杭州（1880）、福州（1894）、南京（1895）、安庆（1925）等（谭邦杰，1984），由于这些城市周围不存在华南虎生存的环境，这些现象可能都是偶然因素所致或记述上的错误。因此，100年前华南虎仅存在于我国南方较大山系中，如武夷山山系、南岭、大娄山-武陵山-雪峰山山系、秦岭-大巴山山系等。
(20世纪50年代华南虎分布图)
这一时期，华南虎分布的地理空间范畴并未显著退缩，一般在表述华南虎分布地理空间时，多数学者采用了(图片3)的方式。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华南虎的实际生存空间不能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广泛，早已从华北平原、四川盆地、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等地势较低、人口密集的平原丘陵区退出，(图片3)显然扩大了华南虎的分布区范围和面积。因而，我们认为，在如此广阔的地理分布区域内表示华南虎的真实存在空间，必须将较大的平原空间删除，才能相对准确的反映其真实的动态。
近百年来，华南虎依托于较大山系，仍有相当的生存空间，但不同区域受人们经济活动程度而有所不同。我们认为，那些所谓的虎数量最多的区域如江西、湖南，可能是人们猎杀虎最严重的区域，而非数量高的缘故，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人类经济活动强度较高，华南虎与人类在动物养殖业等经济活动方面的冲突较大，而导致乱捕滥猎。
解放后，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锐增，同时国民经济建设对木材资源的需求量增大，人口众多带来山区耕地开垦，劈山为田、道路修筑、矿山开采，严重冲击了华南虎的生存空间，人们猎杀虎及其猎物资源，导致人与虎的矛盾激化，强化了传统上虎为害兽的错误观点，如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地方政府下令消灭华南虎，以致当地军民采用毒饵法、毒箭法、绊线枪，甚至采用军用武器围捕猎杀华南虎，由此导致华南虎全面退至较大山系（如武夷山山系、南岭等）的中上部位乃至山脊（图片4）。近50年来，华南虎栖息地被严重割裂成岛屿状分布，种群规模大为减少，小种群的存在导致了基因交流的困难，加之上述多种人为因素的直接影响，最终造成华南虎的生存危机，至20世纪90年代最乐观的估计数量也不足百只。